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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者|葛剑雄谈地域文化(上):非本土的石库门缘何成为上海标志?

时间:2017-10-09 10:18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  在古代,不是每个人都有书写能力的。所以,方言就是人际交流圈里最重要的人情交往的媒介。时间长了,就会依靠某种方言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心态。

编者按在近日上海社科院举行的“2017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”上海班上,中央文史馆馆员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给来自29个国家的30位青年海外汉学家做了一场题为《中国地域文化的魅力与困境》的讲座。葛剑雄表示,中国的历史很长,中国的地域范围也很广,一般情况下很难做整个中国的研究。我们能够研究或者能够比较快地得到成果的研究,一般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某一个阶段,或者某一个地方,后者就是地域文化。地域文化也是最能够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本身特点的文化类型。他表示,文化不只是指思想、学术、科学,日常生活中反映出的,才是文化最根本的部分,比如,方言、饮食、民居、婚丧节庆,等等。演讲分上下篇刊发。


中国历史源远流长,中国文化丰富多彩,因此,要观察中国文化,需要一个切入口。

 

 

中国的历史很长,中国的地域范围也很广,一般情况下很难做整个中国的研究。我们能够研究或者能够比较快地得到成果的研究,一般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某一个阶段,或者某一个地方,后者就是我要讲的地域文化。中国现在有56个民族,不管是大到占人口90%多的汉族,还是只有几千人的少数民族,都有自己的文化,而且文化差别还挺大的。即使是汉族文化,上海的文化跟北京的文化,跟山东、河南的文化,也是有差别的。地域文化就是某一个特定阶段、某一个特定空间范围的文化。

 

 

“百里不同风,千里不同俗”与文化区

 

 

地域文化,是最能够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本身特点的文化类型。

 

 

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曾经引用一个谚语,即“百里不同风,千里不同俗”。意思大致是说,如果走出去100里路,就会发现“风”变了;如果走出1000里路,连“俗”也变了。所谓“风”,指一种流行,一种风尚,它是多变的。在古代没有汽车、火车这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,到100里距离左右,风尚就变了。所谓“俗”,就是习惯,比较稳定,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种传统。为什么“风”多变?这是因为,“风”是简单的、表面的、较浅层次的。如果“风”能够适应当地人的需要,它的时间就会延长,慢慢就会形成一种习惯,成了所谓的“俗”。“俗”是比较稳定的,所以,影响的范围不是100里,而是1000里,而且可以延续成为一种传统。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规律,即风尚也好,习俗也好,都有它影响的范围。这就是文化区的初步概念。

 

 

怎么划分文化区域?大的文化区,比如汉族,古代叫华夏。汉人聚集的地方就是一个大的文化区。但在大的文化区里面,还可以划出小的文化区。中国人习惯用古代的国名、地名来称呼。例如,上海附近、江苏一带被称为吴文化区,这是因为,古代这里曾经有吴国。浙江被称为越文化区,这是因为,古代浙江那里有越国。也可以用地理概念通用的地名来分,比如,广东、广西,在南岭的南面一般称之为岭南,有的就把这一块叫做岭南文化区。比如,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在中国被称为西南,那里可以称为西南文化区。在大的文化区里面还可以分得更细,就称为文化亚区。

 

 

还有一个特殊情况,叫文化岛。它是指在某种文化中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不同的文化,它跟周围都不一样,像大海里的一座岛屿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现象呢?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。一个是明朝时期皇帝在全国多地建立的一些军事基地。这些军事基地里面的士兵和军官以及他们的家属,都是从遥远的地方派过去的。比如,从今天的安徽派一批军人带他们的家属到贵州,并规定凡是缺少的人,无论是死了还是逃跑了,必须还要到原来出发的地方找人替补。所以,在明朝的200多年时间里,这一批人始终跟周围的人没有交流、没有婚姻、没有融合,而且,因为是军事基地,往往会用围墙围起来,这样,就把从故乡带过去的文化长期地保存着,还是讲原来的方言等。另一个就是,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些租界等。比如,上海就曾有英租界、法租界、公共租界等。还有青岛、威海、天津、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曾有租界。这些租界一开始最主要的人口都是外来的,是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属,它的主流文化、里面的风俗,也都是从外面带来的。尽管后来中国人也进入租界了,但租界里本来的人的文化以及形成的风俗、习惯,还是跟周围的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别。

 

 

文化的根本不是思想、学术、科学,而是衣食住行

 

 

最能够反映地域文化特点的是什么呢?

 

 

一讲到文化,大家马上可能会想到思想、学术、科学,但其实,文化的根本是物质的,是衣食住行。日常生活中反映出的,才是文化最根本的部分。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著名讲话里面讲到的,人总是要先有吃喝住穿,再进行现在称之为文化的活动。在中国地域文化中,有几个比较重要的、基本的因素:

 

 

一是方言。

 

 

方言就是有地方特色的口头语言。在古代,不是每个人都有书写能力的,那时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资讯和媒体,所以,人际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。而且,当时也没有办法远距离传播,就是与周围的人交流。所以,方言就是人际交流圈里最重要的人情交往的媒介。时间长了,就会依靠某种方言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心态。试想下,对方讲的话听不懂怎么交流呢?怎么会形成信任呢?所以,人们跟讲同一种方言的人就会特别亲近、特别信任。

 

 

为什么中国会产生这么多方言?通常,人际交流越频繁,同一种语言的传播范围就越广。如果缺乏人际交流,他们之间本来是讲同样的语言,但随着一代代繁衍,他们语言中原来那些细小的差别也会变得越来越大。中国的南方方言特别多。多到什么程度?有时,同一个县城东面和西面的都互相听不懂,城里和城外的互相听不懂,山上和山下的也听不懂。南方方言多,是因为南方地形复杂,多山,河流也多。现在,这些都不成为障碍,但在古代这些就是障碍。相对而言,北方缺少地理障碍,比如,华北的话就基本都差不多。

 

 

方言随着人口的流动而传播。比如,从浙江迁到上海的移民,就把浙江方言带到了上海。到了上海,如果这些人仍然集中住在一起,他们就可以保留这个方言。但如果不得不跟其他人住在一起,比如跟江苏来的、山东来的人住在一起,大家增加了交流,原来的方言就没有办法保存,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方言。这种变化主要是人口流动带来的,但要比较多的人才可以。比如,中国有一片很大的方言区,叫做西南官话区。湖北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,都被列入西南官话区。这是因为,最早的时候,湖南、湖北的人迁到了四川,本地四川人减少了,四川也就逐渐成为湖北、湖南人的方言区。而四川的人又往贵州和云南迁移,这样就形成大的西南官话方言区。这就是随着人口流动和传播而形成的。

 

 

在历史上,方言的作用非常大。大到什么程度呢?前面讲到,古代人际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尤其是方言进行的,所以,往往也会以方言为基础产生地域性的政治集团,或者形成一个行政区。欧洲就有这种情况。欧洲有些地方语言比较复杂,不同的语言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实体,有的现在要求分裂,其理由就是彼此不讲同一种语言。中国跟西欧不同的是,中国人都讲汉语,只是变成了各种不同的方言而已。比如,公元前二世纪刘邦建立了西汉,他任用的大臣、主要的军官都是他家乡丰县、沛县的老朋友。原因很简单,他当时起兵建立政权的过程中,就是从自己家乡带来的这些老部下,他们就形成了政治集团。还有一次他要封自己的儿子为齐王,怎么决定这些人是属于他儿子管的呢?他就下了一个命令,说这些方言的老百姓统统归他儿子管,几乎完全根据方言划定一个行政区、一个王国。再比如唐朝。唐朝建立以后,大概有几十年时间里掌权的称为“关陇集团”。关就是关中,即今天西安一带,陇就是陇西、甘肃一带。为什么这两个地方的人会掌握权力呢?因为唐朝皇帝自己是陇西人,所以,陇西人讲的方言是他熟悉的,而唐朝的首都又建在关中西安这一带,所以,这两个地方的人就形成了统治的核心。

 

 

方言对中国文化还有什么影响呢?中国有很多戏曲是以方言为基础的。比如,上海附近有很多戏曲,沪剧主要是以上海话为基础的,越剧是以浙江嵊县方言为基础的,绍剧主要讲绍兴话,甬剧主要讲宁波话,还有已经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。但昆曲有两种,一种是南昆,一种是北昆。南昆讲话是苏州口音,北昆则是北方口音。还有无锡的扬剧、淮安的淮剧。这些戏剧如果到没有人听得懂这些方言的地方,通常是没有人听的,因为唱什么都不知道。但一到自己的发源地、在同一个方言里面,男女老少都听得津津有味,都能够欣赏。

 

 

一个戏曲离开自己的方言区,还能不能生存呢?可以,但必须改变。比如,中国的京剧现在全国都流行,世界上也在传播。但其实,原来是没有京剧的。200多年前清朝乾隆皇帝要给他的祖母祝寿,皇帝下令全国各地的戏曲都要到北京去演出。原来在安徽南部的徽班也到北京去,到了那里演出很受欢迎就留下了。可留下后,如果还全部用徽州话演出恐怕不行,所以,慢慢变成北方人听得懂的语言,并一直保留到现在。这样就形成了京剧的变化。同样,昆曲也在变,但昆曲中很多话听众不一定听得懂,昆曲主要是欣赏它的曲调,还有它优美的文辞。

 

 

二是饮食。

 

 

作为地方文化的饮食,指的是民间日常的饮食,而非官方、富人或者特殊场合的饮食。古代交通不方便,食品运送没有保鲜链,不可能冷藏,所以,只能就地消费。这就造成不同地方有不同饮食。比如,南方主要吃米,北方主要吃面,农业地区依靠农产品,牧业地区主要消费奶类、肉类,具体的饮食方法也都不同。因此,民间日常饮食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特点。

 

 

官方的、富人的饮食就不同了,即使本地不生产也可以享受到。比如,最有名的就是唐朝的杨贵妃。杨贵妃喜欢吃南方的荔枝,为了保持荔枝的新鲜,当时规定送的人要骑上快马,到一个地方马上换一匹马再换人再运,不惜工本运到西安。在西安吃荔枝能不能反映当地的地方文化呢?当然不行,这肯定是特殊的。还有一些特殊场合规定必须要放某种食品,这种饮食也不反映地方文化。所以,今天各位到各地去,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饮食,必然是地方上的小吃,是民间老百姓日常吃的东西。

 

 

中国的地方食品有很多的风味,比如,辛、辣、酸、甜、咸、腌、腊、干,同样是猪肉,有的是腌的,有的是腊的。这是因为,当时当地人只能就地消费。现在有一个说法,说广东人什么都吃,蛇、猫、狗都吃。有的人夸奖说,广东人真会吃。其实,根本原因是广东人以前非常穷。穷到什么程度?养一头猪还要给它吃饲料,可抓蛇是不花钱的。最早是因为穷,当然,之后一些富人把其中一些菜改造并成了名贵菜。

 

 

比如同样是喝茶,但不同地方喝的茶是不同的。南方很多地方喝绿茶,绿茶是不发酵的,真的是清茶。但是,再到南面一点,福建、广东喝功夫茶、铁观音,这些茶是半发酵的,因为适合比较炎热潮湿的气候。有些地方喝红茶,红茶是全发酵的,主要是因为更适合那里的地理条件。但是在北京等一些北方地区,人们喜欢喝花茶。原来那里的水质不好,矿化物比较多,如果直接拿绿茶、清茶泡,有水的味道,放上花茶味道就掩盖了。到牧业地区喝奶茶,茶叶产生在汉族地区,但到了牧业地区,不管是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,加上奶的茶正好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 

 

三是民居,即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子。

 

 

官方建筑、公共建筑,或者祭祀性的建筑,像教堂,有的不一定受限于地域局限,有的则有统一的规定。比如,以前中国的寺庙、宝塔,都有一定的规格,不能随便改变。但是,老百姓的普通建筑就一定要适应当地的环境,而且要平民百姓都能够承担得起,所以,民居体现很强烈的地方特色。

 

 

中国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建筑。比如,今天湖南西部有一种吊脚楼。所谓吊脚楼,就是用木材支撑,把建筑建在山边上。这是因为,它下面是河流,山里的河流在洪水来的时候水位涨得很高,如果不用木材撑起来搭建筑物,很可能会被洪水淹了。

 

 

比如,广东、广西,特别是城市里有一种建筑叫骑楼,东南亚很多国家也有。所谓骑楼,就是靠街、靠马路的地方是一个走廊,但是上面有建物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?因为那些地方夏天很热,太阳强烈,而且经常下雨。如果没有骑楼,人家走在商店门口的时候不愿意停留,下雨赶快走了。有了骑楼,人们就可以在里面慢慢散步,晒不到太阳,也可以躲雨,这样可以来你的商店买东西,看你的橱窗。

 

 

又比如,现在成为上海文化特色的石库门。其实,这个房子上海本来是没有的,怎么形成的呢?太平天国战争以后,很多比较富裕的中国难民逃到了英租界。根据原来中国和英国签订的条约,租界里面不能给中国人买房子,都是给英国人住的。但是,这么多的难民逃进来了,而且这些难民都比较有钱,英国人也希望把他们留下来可以繁荣租界。如果按照中国原来的建筑那样一家一户一幢幢建,没有那么多土地。英国人就想出来根据英国联排式的建筑在租界里面造建筑,一个街一长排,两家人家中间一道墙隔开。原来在英国房子前后都是草坪,但中国不行,于是,盖上小小的门楼,上面装上黑漆的大门,有一个铜环,感觉有点像中国传统的住宅。于是,就形成了这样特色的建筑。石库门房子并不是上海本土的,而是中西合璧的。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。

 

 

在中国,地方文化里面代表性的建筑是民间居民的建筑。这些民居主要是以物质生活为主的,但也兼顾精神生活的。比如,传统在中国建筑大厅里供上祖宗的牌位,显示崇拜;有的要配一点小的园林建筑,显示主人高雅的生活情趣。这一类都在民间的建筑当中得到了反映。

 

 

四是婚丧节庆。

 

 

比如,以前我们小时候过春节,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,家里的垃圾不能倒,要到年初五请了财神菩萨以后,才可以倒垃圾。这是因为,人们认为如果倒出去,会把家里的财倒掉了。又比如说,过年期间家里不能动剪刀、菜刀,动了不吉利了。还有一些像北方大年初一吃的饺子都要前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包好,在三天里面再吃,不再做新的,表示来年有吃不完的东西。再比如,在上海,过年一般都要做两个菜,一个是一种黄豆制品,上海人叫做“烤麸”,因为它的谐音就是“靠夫”,可以依靠丈夫,做这个菜希望新的一年里面丈夫靠得住。还有一种青菜,上海本地人叫“塔苦菜”,发音和中文的脱苦相似,这个菜表面上看是一种青菜,实则有脱离贫苦的期待在里面。

 

 

中国的风俗习惯,特别是到了过年、过节,还有婚礼、丧礼,每一个细小的环节或者使用的每一个细小的用具,都反映了一种信仰、一种追求、一种人的愿望。

 

 

除上述几个要素,服饰衣服、生活方式、生产方式、器物工具、工艺手工,等等,也可作为体现地方文化特点的要素来研究。但相对来说,不像前面几种那么特色鲜明。

 

 

(本文根据演讲现场速记整理,经演讲者授权发布,略有删节;整理人:李小佳)

 

 


【思想者小传】

 

 

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,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,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,全国政协常委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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